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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出台《关于开展接触有毒有害物质职工工伤职业病状况调查工作的通知》，2011年年底前，我省将力争在全省范围内，以煤矿、钢铁、建筑施工等行业和农民工群体为重点，对工伤保险参保单位接触有毒有害物质职工进行一次工伤职业病状况调查，全面建立职工工伤职业病状况档案和数据。这对工作期间接触有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职工来说，是一件绝好的消息。但问题是，这一政策涉及到的人群却只是那些参加了工伤保险的职工，对于人数众多、管理不规范、连“一纸合同”都没有的普通农民工却没有涉及。这不能不说是政策上的一大遗憾。
惟一的防护用具也是摆设
曹师傅是蔚县人，今年56岁。自1985年开始，他就在北京一家大型煤矿企业工作，一干就是十几年。好在这家企业还不错，与他签订了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了工伤保险。
“我的岗位是井下采煤，每天干的就是打眼、放炮，然后用铁锹、耙子等把煤弄到输送带上运出矿井。”曹师傅说，最初，矿上没有发过任何防护用品，到1995年时才配发了口罩。“单位对职工是否戴口罩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井下作业戴口罩有碍呼吸，大家就把口罩挂在脖子上，实际就是聋子的耳朵——摆设。”曹师傅说，井下的防尘设备就是排风机，但是企业规定了每天的工作量，放炮后大家就开始工作了，煤尘根本没法排除干净。他和工友们曾提出过关于粉尘的问题，企业只是答复多安几台排风机，但这些都停留在了口头上，井下依旧是原来的那几台破旧的排风机。
2000年底，劳动合同到期后，该企业没再与曹师傅续签合同，并很快为他办理了离矿手续。曹师傅说，离矿后，他就一直打零工，没有再从事类似相关的工作。“大概在2005年的时候，我开始感觉胸闷，呼吸困难。”起初，曹师傅也没在意，他以为是干活儿的时候累着了。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曹师傅的胸闷症状仍然没有改变。以前也听说过职业病的说法，因此曹师傅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患了职业尘肺病。自2007年1月，曹师傅开始在企业、医院、劳动保障部门奔波。当年9月，曹师傅经北京市一家职业病诊断机构诊断为三期煤工尘肺合并肺结核。12月，北京市门头沟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二级伤残。直至2009年，曹师傅在律师的帮助下，讨回了自己应得的赔偿款以及伤残补助金。
曹师傅的遭遇，可以说在农民工这个群体里已经是不错的了。因为他有“一纸合同”，而且该单位“比较正规”，为他缴纳了工伤保险。而“一纸合同”这一“死结”也正是农民工在遭遇职业病时维权的最大障碍。
无劳动合同，谁来担责
2009年，在职业病领域，“河南张海超开胸验肺”可以说是人人皆知，而其做出这一极端行为的背后就是因为其没有“一纸合同”，好在其“行为极端”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最终还算是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与其类似，本报去年报道的武安市磁山镇农民工刘随田，因无劳动合同而患上职业病后却连“开胸”的机会都没有等到，因为在慢慢的维权途中，其“自生自灭”了。
1999年8月5日，刚刚37岁的刘随田，经常胸闷气短，喘不上气来。由于其身体一直不见好，妻子封入芳多次到单位给丈夫请假，结果弄得很不愉快……2000年3月27日，单位以刘随田旷工55天为由将他除名，同时解除了劳动合同。
一个偶然的机会，封入芳从朋友处得到了两本“宝书”——内部印刷的法规汇编。对照丈夫刘随田1983年参加工作后一直在铸造车间有粉尘环境的两个岗位工作了17年的具体情况，封入芳怀疑丈夫得的是职业病。2008年3月5日，刘随田到原工作单位医院检查，X线诊断意见为：“慢性纤维性空洞肺结核”。但根据《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的规定，要做职业病诊断，必须提供丈夫原单位的工作情况证明，这可把封入芳难住了。她想：人都离开企业七八年了，原工作单位还愿不愿意提供刘随田的工作情况证明？何况一旦诊断为职业病，接下来就是工伤认定和工伤保险待遇，除国家支付的外，一部分还得企业支付……果然，她一次次去企业找都没有结果。
2008年3月，刘随田提起劳动仲裁申请，要求刘随田的原工作单位做职业健康检查，劳动仲裁以“不属仲裁受理范围”为由判刘随田败诉；后到一审法院起诉，又败诉，在二审期间，2009年4月16日，案件当事人刘随田去世……
究其刘随田没能看到维权成果的原因，竟是“一纸合同”，实在让人心有不甘。
现有监管网络的罩子太小
据我省相关部门公布的职业病报告数据显示，2004年以来，我省职业病报告病例每年以二三百例的数量逐年递增，年平均增长率21.6%。2008年增加显著，报告564例，比上一年增加64%，比2004年翻了一番，这其中的70%为尘肺病。尘肺病的发病呈现接害工龄明显缩短、速发型尘肺病增加迅速的现象。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企业多， 职工多，农民工流动性强，这使得监管部门对职业病的监管感到力不从心。“职业病完全是一种人为的疾病，关键在预防，服务机构少、监督力量薄弱正是造成监管不到位的原因。”省卫生监督局职业卫生监督处处长丁红卫告诉记者，对企业的监管工作一般以基层卫生监督部门负责，而基层监管单位人员少、经费少，甚至有的卫生监督所只有所长和书记是在编人员，其他人员的工资等问题都需要自行解决。丁红卫介绍说，有的县里为了经济的发展，要求执法人员入企业检查前要申请。这种情况下，即使发现问题也不容易解决，监督力度大打折扣，甚至使得有些企业有恃无恐。“机构问题不能解决，监督力量势必缺乏保障。”丁红卫说。
此外，职业病发病缓慢也是造成不容易监管的原因。“众多职业病中，没有一种病症是一朝一夕患上的。正因为职业病的发病过程比较缓慢，不容易引起人的警觉，因此，当发现自己患上职业病时已经晚了。正是由于职业病不容易发现，所以它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不易被人察觉，即便有所察觉，也不容易引起重视。”丁红卫介绍说，而一些用人单位恰恰利用职业病周期长，不易被劳动者发现等特点，大量使用季节工、轮换工、临时工，劳动者流动性大，致使上岗前和离岗时健康检查操作难度很大。
据介绍，我省职业病监督、诊断机构还不能覆盖到全部的县，我省目前已批准职业病诊断机构13家，沧州、衡水、张家口、廊坊四设区市仍然没有职业病诊断机构，给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造成很大不便。
服务机构少，监督力量弱是现实存在的问题，可政策制定时就人为设置门槛，就不免让人遗憾了。
张士谦，河北石新律师事务所律师，多年来一直关注、办理工伤职工特别是职业病维权的案件。“ 按照现行规定，农民工要想确诊是否患有职业病，需要到当地职业病鉴定机构做诊断，但确诊需要用人单位提供个人以往的工作史和单位的职业安全、职业卫生情况，鉴定机构才能出具证明。这就等于让用人单位提供证据反过来推翻自己。张士谦认为这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许多企业会想方设法不予配合，劳动者在这种情况下的维权难度可想而知。”张士谦说，职业病不但损害劳动者健康，导致劳动者死亡、致残、过早丧失劳动能力，而且诊治、康复的费用相当昂贵，如何监管，防患于未然才是政府和企业有关单位急需考虑的问题。
改革成果能否人人分享
张士谦告诉记者，此次大规模免费检查职业病，对在岗职工来说无疑是件好事，工伤保险基金买单肯定能提高职工体检率。然而，从实践来看，我省作为一个传统工业大省，煤炭、冶金、石化、建材、化工、陶瓷等行业占据了企业很大比重，而在这些企业中为数众多的是乡镇和个体企业，这些企业有着技术落后、科技含量低的特点，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职业危害。恰恰绝大多数类似企业几乎都未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更不会为职工参加什么工伤保险，管理上的不规范让他们出钱为职工体检更是“天方夜谭”。这些企业的职工患职业病后，相对于大型参保企业职工维权难度更大。但在上述的《通知》中却未找到“农民工”的身影。
因此，张律师提出疑问，事关全体职工，特别是与有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的普通农民工，他们能不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共同享受政策和发展的成果呢？
本报记者哈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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