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家安监总局局长骆琳透露，2011年1月1日起，安全生产事故中一次性死亡补偿金标准，按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计算。新标准实行后，在安全生产事故中死亡的职工家属最高能获得60万元补偿金。

    在7月末这个炎热的季节里，43岁的广西扶绥籍农民工李特植在高空进行电焊作业时不幸坠落，已在医院昏迷了20多天，包工头、施工方和业主方只拿出了3.61万元，可目前治疗费已攀升至5.8万元，在缺钱的情况下被迫停止治疗。如今，李特植家人仍奔跑于安监、劳动仲裁等部门。

    我们常说生命无价，可现实总是给予我们黑色幽默，用活生生的事例解读着“无价”等同于“没有价”的黑暗。尽管按照当前国际上通行的霍夫曼计算法，即根据死者现在的年收入估算其将来大概的年收入，扣除支出费用以后，乘以未来可能的工作年数，并考虑到当前的利率水平，一次性支付所有赔偿金额。无论过去和即将开始的2011年工伤死亡赔偿新标准，我们的赔偿额度与国外动辄以百万元计的赔偿金相比，依然十分低微。

    但就算是这样差距大的低标准，我们的职工在遭遇灾难时依然难以顺利拿到。且不说那些无良的矿主，在矿难后为逃避责任千方百计地封锁消息，甚至毁尸灭迹。我们的周边，有多少职工在流血伤亡时选择更多的是“私了”的路。

    “私了”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事故方可以付出更少的赔偿金，职工方可以更快更简便地拿到救命的钱。这一以职工自损利益为代价的“双赢”交易，看似是对生命尊严的践踏，实则是对现行索赔程序冗长的无奈。

    李特植家人到安监部门询问事故认定结果何时能出来，得到的答复是：“安监部门的事情比较多，还没那么快。最后的结果，需要安监、监察、消防、公安和工会等部门一起开会才能确定，法律规定的时间是两个月内。”

    没有事故认定书，或事故调查证明，李特植的工伤索赔案就无法开始“走程序”。在李特植的身上，我们深深体会到了工伤索赔的不易。

    如果说工伤认定程序漫长还只是当前职工工伤维权的第一只“拦路虎”，那么，对于广大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来说，没有劳动合同，不懂收集所谓的工作证、工资条、出入证等证据，仅确认劳动关系一条，就是他们遭遇工伤时无法进行正常索赔的一道难以逾越的坎。

    我们在欢呼国家出台新的工伤死亡赔偿政策时，更应关注工伤索赔渠道的顺畅。毕竟政策再好，也得顺利落到实处才能给职工带来福音。对此，有业内人士建议，要切实保障工伤农民工的权利，关键就在于使工伤保险真正的社会化。这样，无论用人单位是否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是否给农民工缴纳工伤保险费，一旦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全部由社保部门先行支付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然后再向用人单位追索。

    这一建议，听起来很不错。